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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一位乡村教师的教育智慧

[日期:2008-04-19]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作者: [字体: ]

李建军:一位乡村教师的教育智慧
【作者:李建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针对农村的贫困和落后,中国大地上开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当时的很多教育家都把视野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并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在这股强大的乡村教育的实践和改造潮流中,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伟代表的一大批留学海外的博士、教授、学者首开教育下嫁的先河,自愿下乡,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为广大农民办学一心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状态,教育改革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这群乡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运用教育自身的力量去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只能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憧憬和充满激情的回忆。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在五十多年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陶行知为实现乡村教育理想而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走出了一位高举乡村教育大旗的杨瑞清。1981年,师范毕业的他放弃留城的机会,以陶行知先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精神鼓舞和激励自己,投身于农村教育,来到了江苏省江浦县五里小学,风风雨雨20多年,把这座只有几间漏风漏雨的教室和一些破旧的课桌凳、五个班级、一百来个学生、七八个教师的乡村小学,建设成为了江苏省实验学校——南京市浦口区五里行知实验小学,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乡村教育之路。回顾和检视杨瑞清走过的道路,了解他的乡村教育实践,感受他的深厚的乡村教育情怀,感悟他富于魅力的教育智慧,对于目前落后地区的乡村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要为农民烧心香”:乡村教育要直面乡村教育的问题

二十世纪80年代的江苏省浦口县五里村小学与当时许多的乡村小学一样,教学设施的破旧,只有七八个老师,农民嫌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好,纷纷舍近求远把孩子转到别的学校读书。而且这些农民对他的到来也表示不屑一顾,认为他没有出息,是被好学校挑剩下来的。然而,在杨瑞清看来这所学校虽然状况比较糟糕,但比他当初心目中的情况好多了。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和来自老百姓误解的压力,并没有让他们特别在意,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早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他从陶行知先生的办学经验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诚心诚意跟农民交朋友。不管农民对他们是什么态度,他们对农民都是一往情深,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虔诚和敬重。在他们的心目中,农民形象很高大,以至于他们教一年级的时候,见到男的喊“叔叔”,见到女的喊“阿姨”。杨瑞清说:“陶行知先生讲过一句话对我们影响很深,他说,乡村教师要‘捧着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要为农民烧心香’,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先生的这句话不仅给了杨瑞清力量,也成为了他行动的指南。

为了解决学生失学问题,他走村串户,家访,和农民交朋友;以陶行知先生“爱满天下”的思想为宗旨,认真辅导留级生,关爱差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学生开学不来上学,家长的工作做不下来,他想到了陶行知先生说过的“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的教导,坚持一个多月上门教功课。在与农民不断交往的过程中,凭着苦干和实干,杨瑞清终于很快就获得了农民的认可,得到了村党支部和村民的支持。

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普遍比较简陋,农村孩子见识普遍比较窄,学校没有实验室,没有现代化的电教设备,杨瑞清认为把孩子禁锢在昏暗的教室里,施行枯燥的课堂教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以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为指导,充分挖掘农村生活和大自然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育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小种植、小饲养、小观察、小实验等活动,带领学生种蔬菜、栽果树、养鸡鸭,甚至办小气象站;坚持课内课外一体化,把课外引进到课内,课内延伸到课外;开发形成了文体活动、科技活动、阅读活动、主题活动等活动系列;组建 “春夏秋冬”合唱队,参加学校、乡、县的各种艺术活动。

当时农村留级生较为普遍,学生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杨瑞清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指导,充分尊重儿童的人格,相信儿童的力量,启发儿童的自觉性。他认为“让孩子们快乐、自信,等于给了他一个西瓜;仅仅忙于考试分数只能给孩子们一粒芝麻。童年时代失落的自信,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找寻回来,我们办行知小学,就是不能让农民的孩子缺少或丢失自信。”教育必须解决让每一个都拥有自信这个问题,要着力营造一种赏识的文化,运用这种文化去唤醒他人,让更多的人重新找到自信,拥有幸福的人生。

他针对社会上对教育的错误认识指出:“教育的终极目标绝不能仅仅是分数意义上‘成绩’,也不能仅仅是功利意义上‘成功’,而应当是幸福意义上的“成长”。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清华、北大一年只能招收那么一点大学生;一个人出名就意味着更多的人不出名;一个人很有钱就意味着更多的人钱不多;一个人很有权就意味着更多的人没有权,一个省只有一个省长,一个市也只有一个市长。如果把教育的目标定位在这样的层面上,那么教育多半注定要失败,人生多半注定要失败!教育要把促进每一个生命的幸福快乐,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能当官,都能出名,都能富甲一方。但是我们活在世上走这么一趟,一定要品尝到快乐的滋味,一定要体验到幸福的感觉!我们的教育就要让孩子一生幸福,一生快乐,童年就让他快乐,教育过程就让他快乐。”

他认为 “中国的教师最爱孩子,往往最不会爱孩子!错误的爱就变成了害。”教育要“学会赏识,就是学会爱。”我们过去理解这个,只注意了要爱,但为什么有的会变成?仅仅要爱还不够,还要会爱,也就是按照教育的规律去教孩子,让孩子切切实实感到被爱,感到生命得到了呵护,产生前进的动力。

1995年,在杨瑞清的倡导下,学校开始了赏识教育实践,改革评价方法,创造自主选择的学习机制,尊重学生的人格、相信学生的潜能、理解学生的个性、激励学生的优点、包容孩子的表现、提醒孩子的不足。为了使赏识教育落到实处,避免一味地表扬、鼓励,他还开出了这样一个比例:激励占9%,包容占90%,然后留有1%去提醒。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要保留这个提醒的底线,但提醒不能太多,激励也不能太多,孩子的成长更多的是在一种自主的自在的状态下完成的。为了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好孩子,避免因为表扬一个,打击一片,杨瑞清又摸索出了运用“优点卡”进行优点分享的方法,抓住学生的行为细节对优点进行表扬,让每个学生都找到成功感,找到自豪感,让每个孩子昂起头来做人,让每个孩子都充满自信。

杨瑞清曾经说:“面对当时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办?光靠热情是不够的,光靠苦干也是不够的。我们越发感到在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面貌中,陶行知先生的人格风范和教育思想太有价值了。”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了。他以陶行知的教育精神和人格风范严格要求自己,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启迪自己,用坚实的脚步走在了乡村教育的道路上

二、在自卑中找到自信:乡村教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定位

杨瑞清曾这样陈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从小在山村里长大,没有什么见识,家里穷,父亲去世得早,加上那个时候讲究‘成分论’,被小伙伴们鼓励等等,这些因素导致我不太自信。当然也不是一点自信都没有,大自然赋予我很多东西,包括学习知识方面,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全乡就考出两个中专生,我是其中一个。但是自信的缺失是明显的。在晓庄师范读书,一下子进了城,得跟那些自信舒展的城市同学打交道,我感到比较压抑,放不开,无法真正融进快乐的集体。我在晓庄师范读书三年,组长都没有当过,入团都是最后一批,也许是这种自卑状态导致的。人家说我性格内向、孤僻,说我不合群。实际上谁不想合群?我自己深深受着自卑心态的伤害。”

可以清楚地看出,杨瑞清对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心理有着非常清醒和深刻认识,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与一般人的自暴自弃或是过于自信不同,杨瑞清在被自卑心伤害的同时,没有被这种伤害所打倒,他通过直接而实际的方法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解除了自己的自卑心理,反而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在剖析自己当初的理想选择时,他认为只有到最偏僻、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教师,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他的生命能量才能往外喷发。在反思这段经历时杨瑞清说:“那是一种生命的内在力量在牵引着我,要我去寻找自己适合的地方,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心可以自由自在的那个环境,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老家。”事实上他到乡下去,到偏僻的地方去,路子是走对了,这适合了他的自信心水平,适合了他的生命状态。他感受到“到没有人爱去的地方,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重要人物,来百姓非常欢迎我,非常支持我使得我的工作一下子取得了成绩,我的心灵在鼓励、信任中,在胜任感、自豪感中得到滋养,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状态。”他认为痛恨自卑并不能带来自信,真正的自信是感激自卑,“因为自卑才使我走上了一条适合自己走的人生道路,是对超越自卑的渴望让我这么多年来奋斗探索,让我明白了生命的许多奥秘。自卑本身无好无坏,就看如何对待。难道我今天的成长进步不应该感激自卑吗?”

有人认为他20多年从事乡村教育是多么艰苦,但他却从这“苦”中品尝到了“乐趣”。他说:“当他向地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地狱立刻变成了天堂,成了他精神的天堂,他在这个‘苦’里面得到了乐趣。有人看到杨瑞清在乡下好像是自地狱里头,但是对我来说那是天堂。我觉得坚持其实不需要太大的毅力,是一种快乐的感觉让自己轻松坚持。”他从自己实践中琢磨出了一个人生价值的公式:人生价值=奉献量÷获取量。用乡村教师的奉献量,除以乡村教师的获取量,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商数——乡村教师完全可以创造出崇高的人生价值。他觉得乡村教师可以不进城,可以不提拔,也可以不发财,但不可以不自信,不可以不快乐,不可以不成长。农村学校是一方沃土,这个地方虽苦,却能激发斗志;这个地方虽穷,却能激发爱心。农村虽然封闭一点,但是受的干扰少,教学改革的环境比较宽松,农村教师要看到这个优势。

杨瑞清一心坚持,在了乡村教育的沃土上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立足点,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根基。他觉得“自卑的人生命并不是没有潜力可挖,如果他没有定位,人飘浮着,心里就发慌,就自卑。可能是因为我的自卑比较重一点,所以我要坚持的时间长一点,才能把自信找出来。有了这样的认识和点滴的人生积累,杨瑞清由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成长为学校的校长和赏识教育的专家。10年,20年,也就成了他不断超越自卑、走向自信、走向成功的过程。

三、办大教育:乡村学校要走联合的道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农村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农村教育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当时的农村教育却普遍遭遇着经费不足、设施陈旧、年轻教师不愿意留下来从事农村教育等现实问题。杨瑞清所在的偏僻的五里小学更不例外,这使他不能不为学校的出路而担忧。

在这种担忧之中,杨瑞清的办学理念主要是两个字,就是依靠。依靠农民集资办教育,依靠国家投入办教育,积极地依靠,积极地争取,为学校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变化。但是,后来勇于探索的杨瑞清发现“依靠”只能勉强生存,要想谋的学校的发展,要想学校发展有活力根本不可能。杨瑞清他觉得自己不能去责怪国家不重视农村教育,中国农村学校太多,中国又太大、太穷;也不能去责怪年轻教师不留下来。一个学校要想有活力,就必须联系社会,联系生活

“联合就是平等互利、你愿意我高兴的合作”,“学校要处理好和自然的关系,处理好和社区的关系,”“把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把人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 1989年,跟晓庄师范联合,把学校办成了晓庄师范第二附小,建立了教师培训基地;1990年,跟乡中心幼儿园联合,开展“幼、小一体化”衔接实验,为学校保证了好的生源;1991年,跟成人教育部门联合,创办五里村农民文化技术业余学校,提高农村两代人的素质,赢得了农民的支持;1992年,跟经济部门联合,办校办工厂、实验农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校办产业;1994年,与南京市中小学生科技活动基金会联合,依托学校实验农场,创办了让城市孩子体验乡村生活的“行知教育基地”;2000年,学校与村里的养莲专家丁跃生合作,建设水生花卉种植基地“艺莲苑”;2002年,与“枣树大王”马飞联合,建设成了几百亩“百果园”。在杨瑞清的带领下,学生们经常来这里学习,他们懂得了要热爱农村、热爱家乡,要做丁跃生、马飞这样的新型农民。

在联合办学的过程中,杨瑞清始终坚持老百姓的精神家园在学校,乡村小学要自觉履行这个职能,参与农村文化建设。他把自己的学校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源泉,把孩子看成是文化的传递者,这些小天使天天往来于学校和家庭之间,起着传播文化的作用,是引领家长、促进家长成长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小孩子在这方面对家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比把农民拉到学校里面上课,给他们讲道理来得有效得多。他认为,提供精神食粮是我们为农民、为社区服务的最重要的内容;学校一旦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农民的精神得到滋养之后,又会为小学教育创造非常好的环境,提供非常好的资源。杨瑞清表示将来还要在这里修建茶园、菜园、苗圃,让乡村的孩子们来这里学习农业科技,让城里的孩子来体验农村生活。走联合的道路为学校开辟了丰富的农村教育资源,拓展了学校的生存空间,带来了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显然,杨瑞清的乡村教育实践已经超越了单纯办农村小学教育的思路,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乡村教师深厚的乡村教育情怀和富于魅力的教育智慧,为新世纪乡村小学的发展勾划出了一幅美好的未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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