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表现事物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说，表现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见事物背后的东西：它是真实存在的。
一一巴尔蒂斯（法）
梁刚（中篇小说）
我是在妈妈背上学会讲话的。妈妈弯着腰一边用长长的钢钳拔拉着垃圾桶里花花绿绿、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边不时柔声地跟我说着话：小莲，跟着妈妈讲，红绿灯、榕树、岗亭、警察叔叔……我有一句无一句地跟妈妈学说着，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妈妈还在掏垃圾。兴城市狭长的大街上，烈日高悬，洒下的光如辣椒水，一段段沥青路被一辆辆载重的大车压出道道深深的沟痕，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的沥青味儿。我先是东张西望，后来感到说不出的难过，我哭了，在母亲背上扭动着我小小的身躯。母亲便拖着她的拼接加长的足有二米长的化肥袋，随便在一株行道树下坐下，把我从背上的布被里放下，当着满街如织的人流，坦然地露出她饱满的乳房喂奶。母亲深深地望着我的眼睛，好像我的眼睛里有着她最喜欢的东西。吃饱了，我心满意足地睁大眼睛张望，映入眼帘的是无数移动的腿和滚动的车轮，当然我还听到了密不透风的喧嚣的市声。
太阳沉入四十层高、像一条大船的市中心邮电大楼后面时，明亮的大街暗淡下来。母亲背着我，拖着几十斤重的口袋，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地往市郊区我们的家走去。沉重的口袋磨擦着水泥路面，发出“刷刷”的声音。拖上几十米，母亲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到了家，她把我往一张捡来的大地毯上一放，随后从一个大纸盒里倒出一大堆玩具，缺了一只腿的小狗、少了一只眼睛的大白兔、没有耳朵的小猫、缺胳膊少腿的机器人等等什么的，让我自己玩，不用说，这些东西都是捡回来的。她呢，便忙着将白天捡回的东西分类，纸张、报纸、纸箱、碎玻璃、汽水瓶、酒瓶……然后整齐地码放在狭窄的小院里。积少成多，待攒到一定数量就请三轮车一车车拉到废品收购站交售。那时妈妈真是年轻啊，她头发浓密乌黑，牙齿雪白，眼睛流光溢彩，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一边忙活着，一边对我说：“小莲听话，妈妈干活挣了钱，给你买好衣服穿，供你上大学。”活干完了，妈妈便放自来水洗澡，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冰雪封冻得连自来水管龙头都拧不动的日子，她便头晚上把水放在一个大塑料盆里供次日晚用。洗好身后，妈妈找出她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各种各样残留着一滴两滴的香水，往身上搽上那么一点
点，于是，我便能嗅到玫瑰香茉莉香薄荷香或是桂花香。在扑鼻的香气中，她轻声哼着欢快的小调，笑容满面地在灶上热了水为我洗澡，等我洗过澡穿得干干净净、浑身香喷喷的，她才动手做饭，妈妈的饭大多时候是菜炒饭，只有节日才能吃上肉食。等吃过饭后，天黑定了，我看到头顶天幕上的星星在对我眨眼睛呢。
记得一天天亮，我醒来，床上妈妈不见了。直到我的嗓子都哭哑时，妈妈才拖着满满一袋东西回家。她哄我止住哭声，她自己却哭了。从那天起，每天天不亮，妈妈就背着我上路了。上路前，她往自己和我的鼻孔前抹上清凉油，说这样既闻不到臭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清凉油对皮肤是有害的，天长日久，妈妈和我的人中又红又亮。我们要穿过又深又长、七弯八拐的巷道，巷道黑漆漆的，漏不进一点星光。妈妈常常燃着一截自行车外胎照明，一到我们经常捡垃圾的路段，妈妈便飞快地干起来。大街昏黄的路灯下，有时为了辩清一样东西，她几乎将头都埋进垃圾桶里。在妈妈背上，我睁着眼看一会儿，便睡着了。等妈妈将几十只垃圾桶一一捡完，先是洒水车急急驶过，随后是扫帚划过马路的刷刷声。当垃圾车哼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等好听的乐曲向我们慢慢开来时，我们母女俩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
有一次我哭着要吃奶的时候，才发现妈妈的奶头变得又苦又辣，我的小嘴马上把妈妈的奶头吐了出来，刚止住的哭声又爆发了。妈妈用充满关爱和企盼的语气说，“你都快满两岁啦，不能再吃奶了。一个人光靠吃奶是长不大的，小莲啊，你要自己长大。”就这样，我断奶了。有一天，我忽然会走路了，妈妈喜出望外，抱住我一蹦老高：“我的小莲莲会走路了！我的小莲莲会走路了！”次日，妈妈用毛线拴了一柄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我成了梧桐巷到处游走的孩子中的一个。起先几天我一直只能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没多久我就和他们一起欢蹦乱跳了。这一来妈妈放心地去捡拾垃圾了。
直到几年后我懂事，妈妈才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乡里一个小学的副校长，结婚后迷上了赌博，把每个月的工资都输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光了，还将他经手的上万元上级拔给学校修缮校舍的“希望工程”款也输掉了，在当地影响恶劣，被判了三年刑，他们的房子也被村里折价卖了用来还父亲输掉的赌资。父亲一走，我的奶奶家不顾妈妈有孕在身，与她分了家，却不分给她土地，理由是她是从外村嫁过来的，没有土地，父亲吃公家粮，村上也没有分给他土地。妈妈没有住房，没有土地，一气之下，怀着我到兴城来讨生活，妈妈说，要我永远忘记父亲和他们一家，只当世界上没有过他们。
梧桐巷可说是名符其实的，在临街的人行道两边，长着几百株大腿粗的梧桐树，它们枝条繁茂，片片绿叶有碗口大小，春夏，绿荫如盖，秋天，片片落叶如片片阳光，使人行道变得富丽堂皇。兴城的雪来得早，初冬，抖尽叶片的梧桐树便玉树琼枝。梧桐巷位于兴城市东郊，这里原来是两个村，住着几千户农民。建
筑物大多是土坯瓦房，只有少数几幢四五层高的水泥楼有些突兀地从大片大片低矮的建筑物中不伦不类地伸出它们蠢笨的头颅。很小很小，我就爱呆呆地站在一块空地上，手搭凉棚，痴痴地望着头顶的蓝天，因为，天空中有鸽子。30只一队、50只一群，在小巷的上空飞行。尤其风和日丽的早晨，在小巷湛蓝如洗的天空，飞行的鸽子就更多了，飞得低的，如片片云朵，飞得高的，如疾行的星星。更让我醉心的，莫过于黄昏飞行的鸽子了，这时，沐浴在夕照中的飞鸽，如一朵朵缤纷多彩的花朵，旋转、平行、上升、俯冲，竭尽其能，妙不可言。在我幼年的眼睛里，是飞鸽使沧桑的小巷灵动起来的。这里的老住户十多年前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几乎一夜间便都成了居民。他们大多人家靠出租房屋过活。于是，一些从四面八方的打工者操着南腔北调，带着他们的家属聚集在这儿。
我们租住的是一间老屋子，屋脊上常蹦跳着麻雀，土墙头上长满了尾巴狗草。房东是一位姓白的老人。一个院子被一隔两半，一半她住着，一半出租给我们。在梧桐巷，大人小孩都叫她白奶奶。她60多岁，长得矮小，白净，说话细声细气，但精神很好。她吃长素，也就是一年四季不沾荤腥。见我踏死一只蚂蚁，她也要难过半天，白奶奶起先对我们母女不冷不热。有一天深夜，有人窜进她的房间偷窃，她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妈妈听见异常的响声后，叫来邻居把贼赶跑了，此后她对我们好得像一家人。妈妈有什么心里话，也只对她一个人说。她有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本市一外资企业工作，常常带着一大堆东西回家给她的老母和我。她人很好，没有一点“白领”的架子。妈妈常说，“小莲，以后妈妈老了，要是能过上白奶奶这样的日子就好了。”我说，“妈，你会过上的。”妈妈郑重地说，那你长大后要好好上学。我懂事地点头。
常常，白奶奶要请人把她最后的“家”—柏木打造的棺材抬到院子里晒一晒。棺材就放在她睡觉的房间里，与她的床并排列着。她的大米、面条等食物就装在里面。粮食散发的香气飘满了小小的房间。我记得老鼠常在棺材盖上玩耍或是磨牙，在昏暗的光线里，一双绿豆小眼幽亮幽亮的眨着，让人害怕。
白奶奶不止一次对我说：春天的太阳最干净，奶奶是怕冷的人，我要让阳光把我的家晒得暧暧的。哪天我死了，我的娘家会把我放在里面，抬回乡下老家的。说这话时，我发现白奶奶的目光望得好远好远，顺着她的视线，我什么也看不到。有时，我会和白奶奶一起躺在她的“家”，听她讲故事。她的家很小很小，散发着柏木特有的清香，我和白奶奶常常在里面进入梦乡。
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当然不会独自一个人整天呆在家中。我每天满世界游荡，于是，梧桐巷的一些物事便零零碎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临街的小巷口一侧，摆了个面食摊，一天到晚，生意很火。女主人三十岁左右，身材丰满高大，面目富态端庄，像极了电影中的斯琴高娃，男人们都叫她高娃。她一年四季都是一身短衣短裤，把身上的肉绷得紧紧的。她坐在一只一米高的木凳上，旁边是同样高的案板。小伙计和好面，掐成蚕豆大的一团团，端上
案板上供她用。她用白净灵巧的拇指和食指捏起一个，放在自己白嫩嫩、圆滚滚的大腿上用手“啪”地一拍，面团就成一片雪花，被她头也不抬地抛进面前齐她膝高、热气腾腾的大锅里。在叫好声，她越发投入，动作加快，“腿条”顿时如一只只白蝴蝶疾速飞落大锅。这时，她那两只肥白的乳房一跳一跳的似要蹦出狭小的粉红色内衣。有几天她用一般人看不出的塑料纸包裹着大腿，有人吃了说怎么今天的“腿条”没味道，是不是蘸水里忘了放什么调料？有时，高娃会问：小莲，来不来一碗？我当然想吃一碗，但一见来了顾客，她就忙着打招呼，完全忘记了刚才对我说过的话。
而我，只有把眼睛放在面食摊对面那一片十几亩的绿草地上。
据说这块草地上的草是从外国进口的草种。我们一群孩子常趁管理人员不在时上去滚爬打闹一番。这天，有人用卡车运送几十只羊进城，路经草地时司机下车吃“腿条”，想不到后车门没有关好，几十只羊都跳下车来，向草地奔去。人们见了大叫，以为草地要受破坏。想不到的是，羊冲进草地，只用鼻子嗅了嗅绿汁欲滴的草，就大失所望地抬起头在草地上悠闲地散起步来。运羊的人也像他的羊一样不解：羊连苦刺都不嫌弃，这么好的草为什么到不吃？邻近有养鱼的人从这里把用机器割下的草拉去喂鱼，鱼先是不吃，几天后开始吃了。吃这种草的鱼长得又白又胖，身躯滚圆，怪模怪样的。人们买去一吃，煮时连汤都是绿色的，味道怪怪的。再没有人买他的鱼。 还有我们小巷的井水，前两年还能吃，可现在变质了，散发着一种腥臭味，人们只得把它们填了，但蜂窝石镶嵌的井沿还在，人们在里面种上一棵花或是一棵树，长得很好。
我吃不上高娃的腿条，但张家的卤肉，可没少吃。
张家的卤肉坊，离我们住的小屋子不到五分钟的路，往往我脚一抬就到了。那是一个在我童年的眼睛中大得不得了的院子。院子一侧，十几根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的木头上，平撑着二十几片石棉瓦，就成了大大的三间屋子。在场院的水泥地板上，每天上午，摊着几百公斤猪肉、猪头、猪脚、猪下水，红红黑黑白白的好大一堆。春夏秋三季和冬天太阳好的日子，密密麻麻的苍蝇在上面起起落落，嗡嗡吟吟的，使卤肉坊犹如一个蜂房。猪下水散发出的腥臭气让人作呕。七八个男女脚穿长统水鞋，手袖挽得老高在忙活着。他们手脚麻利，长长短短花花绿绿的大肠小肠被他们用一根长长的细铁丝挂住一头，一拉，就里朝外了。他们用大把的洗衣粉和刚发开的石灰反复搓洗，然后在一个涨满七彩泡沫的大水池里漂洗。打理猪头猪脚的是一个驼子，40多岁，他五官紧得似插不进一根针，门牙暴突，四肢纤细。尤其他那一身一年四季也不换洗的黑衣服，上面溅满了令人生畏的猪的骨髓、脑浆、血水。他是我见过的最丑陋的男人。大家都叫他阿狗。他每天的工序是先把猪头猪脚放进炭火里烧得黑糊糊的，接着用一瓢瓢烧开的沥青浇在猪头猪脚上褪除绒毛，猪耳朵、猪眼眶、猪脚趾，就用汽油灯喷射。这时，
整个大院会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焦香。随后，他用刀片细心地刮着每一个角落，直到猪头猪脚呈现悦目的黄白色才下水清洗。
最令我激动的时刻是下午二时左右。这时，整个大院散溢着卤肉的甜香，苍蝇们飞得更起劲了。从一口大锅酱红色的卤汁中，卤肉被一个大铁叉打捞出来了，泛着金黄色的光泽。这时候，我的嘴会不由自主地不断巴哒着。卤制坊的老板张旦会大方地挑最好的一大块让我捧着慢慢享用。张生的媳妇，一个又白又胖的女人含着动人的笑，说，小莲，多吃一点，长得又白又嫩的，大了给我家张旦做媳妇。”我口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却连连摇头。大家都笑了，会说，小莲啊小莲，就是一条狗也该让我们喂熟了！
而这时，张生的儿子张旦不说一句话，他脱光上身，把挂在房梁上一个小小的沙袋打得东摇西晃。男孩打沙袋，在我们梧桐巷多的是，我没有兴趣看。往往吃完手中的肉，我就大摇大摆走人。
张生家每天加工几百斤猪头及猪的四肢，当肉卤好后，除了猪的四蹄，其余的他们趁热将骨头剔出，只将净肉拉上市出售。骨头就用一辆手推车运到二里外的晨光别墅开发区。开发区占地近百亩。从向农民征地过来差不多已有五年时间，但除了打起围墙，里面成了野草的天地，只留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看守。土地是跑不掉的，开发商雇人看着，是怕高高的砖墙被人拆了。张生以每年500元的租金，租了一大片场地，用来堆骨头。当骨头积攒得够装一大卡车时，就有人开车来收购。据说，这些骨头被当地人加工成“骨粒”，就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开着大轮船到中国口岸收了骨粒，在回国的行程中，进行深加工，把污染物排放在海空，等轮船上岸时，骨粒已成了彩色胶卷或是其它值钱的东西，再运过来卖给中国人。
盛夏，有时骨头一时卖不掉，除非万不得己，是很少人到这儿的。骨堆码成一座小山，几公里之外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暴雨后，成千上万条筷子粗细的蛆虫会从骨堆中摇头摆尾爬出来，在一起扎堆儿，远远看上去，白白的一大摊，看了让人发怵。看守老人买了几十只鸡放养，用不着喂一粒粮食，鸡吃蛆虫或骨缝中残留的腐肉，长得比一般鸡大一倍，直到鸡胖得走不动路，老人才请用车推到家禽市场出售。
一天，我们看见几位警察追捕一名逃犯来到这儿，走投无路的逃犯一头扎进骨山躲藏，警察成竹在胸，远远地站着，抽烟，闲谈，不一会，满身蛆虫的逃犯自己钻出来了，他大张着口，高举双手伏法。罪犯骂骂咧咧：他妈的，就是把我枪毙了，也比呆在臭气熏天的骨堆里强。开发区成了臭名远扬的地方，但我们一群孩子还是常去那里进行自行车技比赛，踢皮球，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凡的，久闻其臭也就不觉臭了。
有一段时间，没有了来收骨头的，骨山越堆越大。恶臭席卷了差不多整个城市，引起了周围市民的公愤，请来市电视台暴光后，居委会限期清运。张生到处
找卖主，却无人要，限期已到，无计可施，打回十几桶煤油浇在骨山上放火引燃。骨山整整燃烧两天两夜，让一公里以内的人饱尝了又香又臭的气味。骨灰被看守老人用几十只化肥袋子装了，20元一袋卖给一个花农。后来又有人来收骨头了，张生家又把骨头堆放在这儿。
我能找到吃的地方还有刘家老酒坊。这是一对年轻夫妇从遥远的乡下到这里租房开的。我爱吃酒饭，所谓酒饭，就是煮熟后又经过发酵的玉米，它们一粒是一粒，饱满，软和，吃起来又香又甜，因它含有酒精，我常吃得满脸发热。男的个子很高，好酒，常常醉趴在地。后来，因税收太高，酒坊停产，女的不再让男人喝，常把男人的酒瓶藏在玉米堆、煤炭、灶灰等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但男的却总是能找到他的酒，男人一喝酒，女人就哭。女人的哭声嘤嘤的，像小猫呜咽。一天，女人不见了。男人便把酿酒的东西全部卖了，戒了酒，满街道的去擦皮鞋。不久后，女人回来了，两口子都干起了擦皮鞋的营生。
除了卤肉坊和酒坊让我迷恋外，巷头二强家也是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我喜爱二强养的那些会说话会唱歌的八哥。要看二强的八哥，见面礼是几只小虫子。为此，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到郊外的田野捕捉。这里最好的风景是夏天，这时，田野就如一块彩毯，一条无名小河是彩毯上一根耀眼的银线，那么随意地延伸着。仔细看，大地上到处是动人的细节：知了在树上一刻不停地叫着；刚扬花的稻子散发着呛人的甜香；田埂上的野草绿得发出闪闪的黑亮；草丛中，蚂蚁大步流星地行走着；蒲公英把粉绿的叶片长得圆似马蹄。而麻雀呢，正在河畔的大树上闭目养神。我们常爱在清浅的小河里游泳。在水里，我们常常忘记这是酷夏。我们这些孩子，其实也像庄稼一样，经风吹日晒水泡，一天天茁壮成长。等手中的小纸盒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虫子，我就理直气壮地往二强家走去。二强的八哥真是些聪明的小精灵，常常，我还未进二强家，只要一听到我的脚步，它们就会向主人报告：小莲来了！小莲来了！小莲给我们带好吃的来了。为这，我手中常带着小虫子才好意思上二强家。后来听人说，二强是随侄子侄媳一起进城的，他们村的土地被城市建设相继征用后，他的房产、承包地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金，侄子向他借来经商，不想被人骗光了，于是，除了十几只八哥，二强便一无所有。好在侄子还厚道，把他接进城，靠骑三轮车拉人拉货养着他。他侄子对人说，二强五岁那年，爬上家门前那棵高高的大青树上掏鸟蛋。那天他很顺手，从杂草羽毛交织而成的鸟窝里捡到五个小小的八哥蛋。下树时，他一不小心摔下五六米高的大树，摔折了腰杆。口袋里的蛋却一个没坏。他父亲把五个八哥蛋让一只正在孵蛋的母鸡孵了，伤好后，他变成了一个驼子。五只小八哥破壳而出。他央求父母捉了蝈蝈、蚂蚱喂它们。半年后，父亲请人给小八哥修剪了舌头，二强天天教它们说话。
这期间，三只八哥因病死了，留下的一雌一雄两只八哥竟学会说话了。二强牧牛时，八哥便落在牛背上，东啄西啄。秋后霜大的早晨，二强去挖地，怕冻着八哥，把它们留在家和他的母亲在一起。吃饭时，两只八哥飞到地头，落在他身旁的地埂上，一只说：“饭数（熟）了，小二江（强），快回家，去吃饭。”另一只补充道：“鸡蛋炒韭菜。”回家的路上，两只八哥落在二强肩上的锄把上，随着他的脚步翅膀一扇一扇的，并不时他兴奋地交流着。他的身后，总会跟着一大群孩子。
因为腰驼了，家庭又贫穷，二强未能娶上媳妇。父母先后去世后，他独自一个生活。每天，他最高兴的是在家里跟两只八哥说心事，拉家常。村人路过他家听到他们说话，还以为他们家来了亲朋。一天有外人路经二强家时，天下起大雨，便在屋檐下避雨，听到里面有人正在讨论明天的伙食。一个说，明天再下雨，蚂蚁就不会出窝啦，我想吃几只蚂蚁。一个说，你别挑食了，下雨吃不上蚂蚁，蝈蝈也行啊。不吃蝈蝈吃大青虫也好啊，大青虫又软又嫩。一个说，明天我好对付，只要热热今天的冷饭就行了。听到这些话，那人十分惊奇，推门进去，见二强正与两只八哥说话呢。后来，八哥下蛋后孵化出小八哥，慢慢地又学会了讲话，
进城没多久，二强不忍心拖累侄子一家，每天下午，天气好的时候，他用一个笼拎着八哥到人多的地方，见了穿着体面的男人女人，就教它们喊“老板好！恭喜发财。请赏几个虫子钱。”“小姐真漂亮，请赏几个虫子钱。”“老板”“小姐”丢下的一些散金碎银，足够二强过活了。但二强不满足，他买回一个录音机，又买回不少流行歌曲，在家中一天到晚放着，教八哥学唱。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半年后，他在闹市推出了八哥情歌对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知心爱人》甚至《我心永恒》等歌曲。这一来，他的收入大大增加。
最让人叫绝的是在二强的调教下，八哥学会唱周杰伦的《蜗牛》。一只雌八哥向众人鞠了个躬，尖声尖气地唱道：
该不该搁下重重的壳，
寻“早”（找）到底哪里有蓝天，
随着“军军”（轻轻）的风
“军军”（轻轻）的飘，
历经的“三”（伤）都不觉得疼。
这时四只八哥齐崭崭地面对着观众，齐声唱道：
我要一步一步往“散”（上）爬，
等待阳光，
静静地看它的“连”（脸），
小小的天，
有大大的梦想。
这时，一只雄八哥从合唱的行列中跨前一步，粗声粗气地唱道：
重重的壳，
裹着轻轻的仰望，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最高点，
乘着叶片往前飞，
小小的天，
流过泪和汗。
接下来，四只八哥合唱道：
总有一天，
我有“速”（属）于我的天，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最高点，
乘着叶片往前飞，
任风吹干，
流过的泪和汗……
八哥唱着，二强就在一旁表演着。他本来就驼的腰驼得更厉害了。他昂起头来，眼中神往地看着蓝天，两手像翅膀一样划动着。八哥的歌声停下，他还要表演上一分两分钟，随后才双手端着鞋盒，两眼含着泪向观众要钱。看了这个场面的人，大多动了隐侧之心，纷纷解襄。可惜，二强这样的好光景只过了不到一年，有一天，十几只八哥忽然集体失语，二强以为它们累坏了，带着我和几个孩子到郊外的田野到处捉虫子来调养，但它们就是不开口。二强把恳切的目光投向一只平时最能说会道的老八哥，问为什么，老八哥用翅膀指了指自己的喉咙，随后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低下了头。二强对八哥们软硬兼施也无济于事。想了几天，后来突然要侄子把他送回100多公里外的乡下老家。侄子为难了，说，叔，我们没有了乡下，也没有了老家。二强叹口气，说，我知道，你只要把我送到我们那一带随便那一个村子，只要有树有水有田地的地方就行。二强走的那天，我跑去送他和他的八哥们，我问：二强叔，为什么要走。二强说，小莲，我还要回来的。几只八哥们听了也连连点头。我强忍着泪水，看二强和他的八哥上了一辆小客车。几天后听说侄子把他送到一个山青水秀的小村，向人租了一间房，让二强和他的八哥住下了。
两年后，在我差不多把二强忘记时，二强带着他的八哥回城来了。我闻讯赶去看，可十几只八哥只有我熟悉的一只，它也认出了我，高兴地说：小莲，你好。我激动地点头。我问二强叔其它的八哥到哪里去了。二强说，它们不会说话了，我只好把它们放到林子里去了。说着有些伤感。一安顿好八哥，二强便带着我到郊外的田野捉了不少虫子回来饲喂它们。见二强从龙头里放水，几只八哥兴奋地议论道：管管里会有水？管管里会有鱼虾吗？让它们饮水时，几只八哥吃了一小口，都说，真难喝。又吃虫子，也说，不好吃。总算吃好了，又一起议论：这里
的空气真难闻。这里真吵。二强听了闷闷不乐。好在第二天下午，二强和他的八哥又在街头出场了。还是那些节目，但不少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二强的收入也很可观。只是几个月后，八哥们又在某一天集体失声。二强又返回他租住的小村，重新调教好一批后再带进城来。
如果说二强用八哥卖唱是一出喜剧的话，那么，小江的乞讨却是以悲剧亮相的。小江家住在我们的小院背后。他是一个走村串寨的老年货郎从乡下带进兴城市的。小江先天性小儿麻痹，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左腿只有一根甘蔗粗。货郎进村看见了，对小江的父母说，呆在乡下，小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脚不能走，废人一个，让我把他带进城，请人教他写写唱唱，到街头卖艺，说不定能自己养活自己。小江一家人对老货郎千恩万谢，让小江跟他来到了兴城市。。
老货郎对小江还真有耐心，教他认字，又要他写倒字。也就是把字颠倒过来，让人面对他时字是正的。几个月来，小江没有出过一次院门，白天在水泥地上练习写倒字，夜里，老货郎便教他哭唱一些歌。一天，小江终于亮相街头。他的屁股下以一片烂麻袋做垫子，挪着在人行道上后退着用彩色粉笔一笔画地写下：
小江来自一小村，
三岁失去父母亲，
人啊想到四方走，
腿脚有病难活命。
白天眼泪泡饭吃，
夜里腿疼要人命。
过路的好人行行好，
施舍一点残疾人。
祝您一家都平安，
四季发财交鸿运。
写完后开始哭唱道：
过路的好人停停脚，
看上一眼残疾人。
小江来自一小村，
从小失去父母亲。
黄莲没有我命苦，
有路没腿路难行。
过路的好人行行好，
爱心献给残疾人，
好有好报不会假，
老天保佑好心人……
小江挪到哪写到哪哭唱到那，一天下来，能挣20多元，老货郎更老了，跑不动买卖，便坐享其成，每天做好两顿饭，满城乱逛。
晚上，我常到小江住的大院玩。小江长得小鼻子小眼小脸，下巴尖尖的。他腿有残疾，但他天性很乐观，他讲乡下的故事绘声绘色，这是最吸引我去找他玩的地方。而他出门不方便，也乐意我跟他呆在一起。听着这样的故事，我初次发现我们的梧桐巷是多么乏味。多少年后，我在北京一所大学读中文系，不少同学写爱的苦恼、心灵的距离，而我埋头写下了一本名叫《乡土上的事情》的散文集，里面的大多文章都取材于小江讲的故事。可惜小江后来很难在兴城乞讨到钱，为了生计，在18岁那年被老货郎带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去了。
在我四岁那年的一天，一天，妈妈说，小莲，你不能再野了。她把我带到钟正老人住的小院。妈妈说，钟叔叔，你是梧桐巷最有学问的人，求你教小莲认些字。
老人当然知道母亲是干什么的，我以为他不会答应，不想他点点头。
在梧桐巷，钟正是一位最受人尊重的老人。他是从兴城市相当一级职位上退休回到几百里之外的小村的，但他那原来在县城边的村子已成了县城中心。他便在梧桐巷卖了一幢带着一个大院子的老屋，简单修理后，住进来了，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住进不久，他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同村人，在他们的回忆下，钟正画了一张图，请人在几百平方米的大院子里建成一片有田有地有水沟有树木的微型乡土家园。他的老友来看他，他对他们说，这全是照当年他离开小村时田野的样子建成的。和小伙伴玩腻了或与他们闹别扭时，我会到他家去，常见他背着手站在他的“田园”前，痴痴地一看好半天，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穿着考究，气宇不凡，常常手不释卷。不久，他就购回一辆电动三轮车，请人编了两只大竹筐，又到农贸市场买回20只鸭子。每天一早，他把家院打扫着干干净净，又打过他从城里学会的太极拳，吃过草点，就把鸭子一一捉进筐，用三轮车载到郊外一个风平浪静的河湾放牧。有时在我的央求下，他也会捎上我一起去河里放鸭子。
鸭子欢叫着下水后，他便打开帆布折叠椅，静静地读一本文字竖排着的厚书。不时从书本上抬起头来，教我在沙滩上写字。作为报答，母亲不时抽空来为他洗一些衣物。
中饭时，他抓出几把玉米撒在两只大竹筐里，鸭子们便扑腾上岸，钻进竹筐。他挎上车回村。下午，又转移到另一个河湾放鸭。
河里小鱼小虾多，钟正老人又管护的好，他的鸭子爱下蛋。一天天刚亮，他要我去他家鸭棚里看鸭蛋。一进鸭棚，我看到十七八个白色或绿皮的蛋像人摆放好似的堆在一角，干干净净。我问是不是他摆的。他不高兴地说，才用不着我动
手，有的牲口比人还能干。这年底，市干休所的领导到这里慰问他，我和小伙伴跟着上他家。那些人在他家吃饭，一位领导一边吃着腌鸭蛋，一边感动地说，“钟老，今年市干休所只有您一人一分医药费没报销。要是大多数老同志身体像您一样好，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请您说说您的养生之道。”钟正说，“那你们让老同志都搬到乡下，再送每个老同志十只鸭子，让他们拉到河里放牧。”干休所的领导大笑，说钟老您真幽默！钟正没笑，正色道，我生活过的地方，数乡村最养人。
乡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乡村有那么好，为什么许多人要到城市里来，我想啊想却想不明白。
我要读小学了，妈妈带我来跟钟老爹告别。钟老爹说，小莲啊，是梧桐巷最聪明的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才怪呢。
妈妈睁大眼睛：真的？
钟老爹说，相信我。
对了，在我们梧桐巷，除了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人也以捡拾垃圾为生。早在我妈妈投奔这个城市之前，她就一直在捡圾了，对妈妈的“入侵”，她充满了怨恨，路见我们母女总要白几眼，啐上一口。妈妈见她年迈，便把近处的垃圾桶让给她。她丝毫不领情，见了我们照样翻白眼，啐口水，妈妈也不在意。
她住在一个弃废多年的厕所里，她捡回的废品堆积如山。有关她的身世有两个故事，一是说她当年是一家国营食品厂的女工，一天送儿子上幼儿园，路上，母子俩买了两个冰琪淋边吃边走，吃完了，她随手把包装纸往大街上一扔，儿子嘟起小嘴，不高兴地说，阿姨说，随便乱丢果皮纸屑的不是好孩子。边说边弯腰去捡妈妈扔下的包装纸，一阵风吹来，把纸吹向街心。儿子跑去追，这时，一辆车飞快地开来，只听吱的急刹车声，儿子倒在血泊中，小手捏着她扔下的那张纸。他丈夫一气之下扔下他一走了之。听梧桐巷的老住户说，从那以后，她以一种赎罪的心理，天天上街道捡垃圾，一捡就是二十多年。另一种说法是，她是一个乡下人，无儿无女，村里把她的田地和房产收了，把她送去乡上的敬老院，可敬老院不久就办不下去了，她就进城来捡破烂。村上的人知道了怕影响不好，把她接回去，可过不多久，她又背着一大包破烂回这里来了，一直呆在这里。她很少有做饭的时候，吃垃圾桶里一些烂水果、发霉的面包果腹，还有人看见她煮老鼠吃。把老鼠整只煮熟后，将皮剥了，撕掉内脏，抹点盐巴就当一顿饭。最让人注目的是，无论天气再热，她也从不脱下头上那顶又破烂、被汗迹浸泡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帽子。后来有人传说，她卖垃圾的钱就藏在那顶帽子里面。一天，她正拖着垃圾袋子走着，忽然迎面驶来一张摩托车，车上的人一把将她的帽子扯走了。老人在大街上披头散发，哭得死去活来。当天深夜，她点燃了她小院里的废纸，冲天的火光惊醒了不少人。人们赶去扑救，发现她把自己埋在纸堆中，待把她拖出来时，她已经被烧死了。
转眼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梧桐巷的孩子和父母一样，大多只有临时居住证明，城市把我们这样的人称为流动人口。在兴城，这就意味着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得读“议价书”：赞助费、建设费、代培费、户口管理费等等，小学一个学期也要1000多元。这么多的费用，把不少孩子都隔在校门外，成了和父母淘生活的见习者。他们一旦长大，其生活能力可想而知。
我和母亲的户口落在了我们房东白奶奶的户头上，在户口薄上我成了她的孙女，母亲就成了了她的儿媳。这样我就得以上平价书。我是在这里长大的，说话、举止、行派都与当地人的孩子无二，没有像一些刚刚随父母迁入这里或迁入时间不长的孩子，尽管通过各种手段，有了本地人的户口，仍被学校查出，按议价生收费。
梧桐巷的孩子读书都十分了得。因为，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孩子。从大人虽日夜操劳仍困窘的生活中，他们很小就知道他们今后惟一的活路就是考上大学，而且最好是重点的大学。因而，这里的校风很好。
张旦也上学了，和我分在一个班，从一年级直到初中。他的学习成绩平平，而我却在同年级遥遥领先。初中升高中时，我被市一中录取，他只能在东城中学继续上学。
在梧桐巷的东侧，隐藏着一溜出租房。假期，我们满世界疯跑，有时我们也会去那儿遛达。这里住的是清一色的乡下姑娘和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操着南腔北调。每天，她们描眉画面，大冬天也穿得很少，一天天，她们会分别把形形色色的男人带到这儿。进了狭小的屋子一会儿，男人一边扣衣服扣子一边推开门出来。慢慢地，我认识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这儿的女人都称她凤姐。和别的女人不同的是，凤姐一家三口都住在她租的一间小屋子里，要是凤姐领男人进来的时候，凤姐的男人就抱着他们半岁多还在吃奶的孩子出门到处走。一天，我独自一人到那里，逗引着她的孩子玩，不想感到腿根处一热，低下头一看，几道细细的血顺着大腿流到脚脖。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过生理卫生，也知道女孩子长到一定时候要来月经的，但它来得这样突然，令我大惊失色，束手无策，哇地大哭。风姐走过来仔细看了，说，别大惊小怪。你这是来月经，说明你长成大姑娘了。女人都来月经的。边说边把我扶到床边，找出卫生纸为我处理好，又找了一条她的裤子让我换了，送我回家。这一来，我与她相处得很好。这天，凤姐与一位镶着一颗金牙齿的男人吵起来。她说，讲好20元你掏出10元就想走人？男人说，我要走你敢拖住我？凤姐就扑上去撕扯着男人。正在这时，凤姐的男人抱着孩子回来了，劝她算了，张张扬扬的不好。凤姐哭了，说，她只整我就算了，他还边吃我的奶边整。你们评评理。那天，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操起一根木棒对着金牙男人就是一下，金牙男人猛地摔开凤姐扑向我。这时，凤姐的男人出手了，他
把孩子递到凤姐手中，上前与男人交手。他一拳过去，金牙男人满脸开花，嘴里的金牙也不见了。接着，又是一脚过去，金牙男人仆地倒地。他回厨房拎来菜刀，金牙男人见状，从地上一跃而起，没命地跑了。凤姐的男人却丢下菜刀，抱着头蹲在地上哭起来，呜呜咽咽地说，老天，我要是有一亩土地，也绝不过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把杨家的脸面都丢尽了。凤姐也哭了，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小莲，姐劝你，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以后你不要来了。要好好读书，今后千万不能走姐这条路。望着她可怜的样子，我点点头，想了想说，凤姐，你何不像我妈妈一样捡垃圾，杨大哥可以去打工的。凤姐说，小莲，你看你妈起早贪黑捡垃圾，能挣多少钱？你哥在田地里是一只老虎，可一进城，就是一条小虫子了。离了田地，他什么也不会做。
但有一天我忍不住又去那里，发现凤姐一家搬走了。
后来，市里三番五次“扫黄”，这里的女人作鸟兽散，人去屋空。又过了几个月，画家、作家、诗人三三两两的到这里租房，使这里成了兴城市有名的几个文艺之家之一。男画家们大多长发披肩，而年轻的女画家们则大多是寸发，男女画家的衣服上都沾满七颜六色，他们常对着梧桐巷一间老屋、一道老门、雕花的窗户一画就是大半天，要不就到野外写生。一位留大胡子的画家一天为我画了一幅画，画上的我成熟、老练，一幅什么也不在乎的神情。这幅画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有时捧着它端详，还真能看出画家的传神和深刻。那些作家呢，天天到处找人采写报告文学。一位年轻的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马达与张旦处熟了，在他的反复动员下，张生出资5000元，一篇5000字的报告文学一个星期后发表在本市一家报纸的“百业风采”栏目上，题目是《兴城卤肉王》。这篇文章细述了一个乡下人端着一锅祖传的老卤汤进城创业的故事，说张家的汤是陈年老汤，卤料多达20余种，除了众所周知的草果、八角、老姜、茴香等等外，还有传统的“秘方”轻易不示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卤料的比例，多一钱则过，少一钱则不及。进行卤肉这道工序的大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再次，它佐以的蘸水也不同凡响，青韭白葱玉蒜黄姜……小小一碗竟盛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让人叹为观止。又说张生与时俱进，面向市场，采用科学健康营养的加工方法，推出富有特色的卤肉打进市场，受到市民的青睐，取得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章发表后，张生家的卤肉几乎增加了一倍的销售量。后来，这位作家又对张生家的卤肉房进行跟踪采访，写出一篇2000字的通讯《卤肉王诚信经商》配上张生着一身白色服装的图片发表了，说的是张生家的卤肉制品干净卫生，货真价实，老少不欺，绝不短斤少两，选料精，加工深，味道足。文末还提到，张生自己富裕了，还不忘扶持文化事业，资助一名从乡下进城求发展的作家，使其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我问张旦他家真的捐助了一作家近万元，张旦说，这钱不就是我们给马达的稿费吗，只是，我家的卤猪肉他可没少吃。
一天，一位笔名叫小九的女作家跟我妈妈跑了一整天，说是体验生活，后来，她写了一篇千字散文《纯洁》，说我妈妈虽是一个捡垃圾的人，但心灵美，敢于和不平的人世作斗争。一个捡垃圾的女人，带着10多岁的女儿到城里过活，日子再艰难，仍坚持供她读书。女儿读书很用功，几乎成了母亲惟一的希望……此后，她常到我家来。和马达不同，这位年轻的女作家没有要妈妈一分钱，几天后文章在晚报发表，她领到稿费，还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诗人，很少出门，每天总是趴在一张木桌上或电脑前或冥思苦想，或奋笔疾书。据张旦说，诗人们很少有人吃得上肉。
在梧桐巷，很少有我们这些孩子去不到的地方，除了“死人屋”。在我出生不久时，一户姓雷的人家到这儿来，向郑国龙家租房住。郑国龙一家在城里经商发了，在一个小区购了房，将房租给雷家住。雷家人自称是从西南地区来的少数民族。这天郑国龙去雷家收房租费，看见在正房里停放着一口大黑棺材，还未进门，恶臭扑鼻而来。他屏住呼吸进门一看，支在两根圆木上的棺材下，汪着变黑的血水，几十只肥大的绿头苍蝇嗡嗡营营地起起落落。而雷家大小，若无其事地坐在棺材前的木桌吃饭。郑国龙问棺材是怎么回事，答说老母去世了，按他们老家的规矩，要选好日子才能出殡，还说日子选好了，是明年的端午节前。郑国龙不好说什么，捏着鼻子收了房租逃之夭夭。次年直到中秋节，他才去收房租，却见正房中仍赫然停着那口大黑棺材。雷家一边把房租交给他，一边告诉他，下葬的日子被人看错了，要明年阳春才是吉日。还说，在他们老家，这是常事，有的人家要看三次日子才下葬的。棺材在家摆放的时间越长，对死者越显得尊敬。郑国龙早就听人说自家的房子让外人停丧不吉利，雷家说不定看不好日子摆个三年五载，如何是好。他干脆以极低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雷家。雷家极少跟这里的人来往，他家锈迹斑斑的铁门整天关得死死的，只是雷家老大开着密封的电动三轮出进时才打开，但很快关紧。没有人知道他家是干什么的。知道他家在正屋里停放装着死人的棺材，这一来，更是无人敢进他家的门。我们有时路经这充满晦气的地方，也是小跑着的。直到后来，兴城发生了一起喝假茅台而致于死地的事，公安、工商等部门顺藤摸瓜，一查查到雷家，才知老雷家根本不是什么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而是家制售假茅台酒的奸商。他们为了避人耳目，制造出正屋停放棺材的把戏欺人惑众，使人不敢接近他们的黑窝。雷家人去屋空后，很长一段时间，死人屋仍无人居住，野草疯长得有院墙高。
假期，玩耍几天，做完老师布置的功课后，我跟妈妈去捡拾垃圾。我们最怕的日子是雨水天和下雪天，这样的天气很少有人出门到垃圾。每天在肮脏的垃圾堆里忙碌一天，到晚上用冷水洗澡时，是妈妈最开心的时候。在我眼中，30多岁的妈妈仍是那样年轻，美丽，秀丽的面容，又黑又亮的眼睛，甜润的嗓音，尤其是头发，似墨染过一样。她胸部饱满，肤色白哲，肢体匀称。我看到，见了她
的男人都会呆呆地望着她，她却视而不见，冷冷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雨雪天出不了门，妈妈花几元钱买一副猪心肺，清洗得干干净净后，煮上一大锅，一吃两三天。这是我们母女最好的食物，吃过饭，她会带我到大街上遛达一番。妈妈最爱去的地方是离我们不远处的兴城广场。那里什么时候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穿得漂漂亮亮的搽得香喷喷的。妈妈痴迷地看着，喃喃地说，小莲，这才是人过的日子，这才是人应该住的地方啊。妈妈咬牙说，小莲，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城里人，妈妈再苦再累，也要供你上学。那一刻，我都有点不认识妈妈了。
在长长的9年的同学生活中，张旦对我不冷不热。直到上初三时，妈妈一咬牙，给我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我们才会一同上学、一同回家。在路宽敞的地方，我们会并驾齐驱，我们似乎彼此都愿意这样，但他面无表情，很少言语。我也不声不响。
到上高中时，由于我们的学校隔得很远，我只有在星期天才能见到他。不知不觉，我长成一个大姑娘了。我有母亲那样好的一头乌发，同样有她那样纤秀的身腰。我长得和母亲不同的是，我的眼睛更大更亮，嘴唇更小更红润。
这天晚自习，我刚走出宿舍，见张旦横骑在自行车上候在门口。他问我能不能缺席一晚。我说不。他很失望地叹口气，上车就走。我叫住了他。我向班长请了假，到车棚推车跟他出了校门。我跟着他游荡在兴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在我以为道路永无尽头时，他刹住了车，在一棵大树下锁好。我也锁好我的车。在暗淡的灯光下，他望了我一眼，忽然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想了想没有拒绝。他带我穿过一条又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小巷，最后走进一所缠绕着什么植物的砖房里。房间很小，三四个长沙发上，松松垮垮地坐着七八个少男少女，都叼着烟，看着张艺谋的《英雄》。有人漫不经心地问张旦：她就是小莲。张旦微微点头。问话的男孩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两听饮料扔给我们。张旦打开一听递给我，没有吸管，直接对着喝。对于我们兴城街的男孩女孩，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喝着饮料，我们看盗版的《英雄》，画面模糊，从里面不时传出与内容毫不相干的咳嗽声，一想即知是在影院偷摄的。又有人向张旦扔过两枝烟，他把一枝衔在嘴唇，将另一枝递给我，小声说，拿着做做样子就行了。我照做了。
《英雄》放完了，接着放的是一部毛带片。我说过，我是个好学生，但在梧桐巷长大的人，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看过黄带，我还会怀疑他的人品。从十一二岁起，我们就跟着一群大哥哥大姐姐，随便躲在那家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昏天黑地地看，昏头昏脑地看，无论中外，只要刺激，无论言情，武打、枪战、色情，照单全收。这天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片，男女群交，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女人的嘴唇、肛门，都成了性器。男人一律阳具硕大，胸脯上毛刺刺的，使人想到东城农贸市场上山村农民用来拉货的毛驴胯下之物。女人的巨乳像两个白色的大气球，也许是同性，在我看来毫无美感可言。我忽然感到我的一只乳房被一只手
小心翼翼地握住了，一时我分不清是戏里戏外。但那手汗津津的手开始动作，充满不可言喻的力量。我闭上眼。我坦言，还在我的乳房刚刚开始发育时，就几次被我喜欢或不喜欢的男人爱抚过或偷袭过，但他们因我奋力的躲避，总是蜻蜓点水。而现在，他的手如一只找到巢的小鸟，兴奋地四处探望着。我不由自主发出痛楚掺杂着幸福的呻吟。就在我像一滩水软在他怀中时，他忽然站起身，说，我们走吧。我不能伤害你。那一刻我仿佛从梦中醒来，感到若有所失……
他把我送到校门口，时间很晚了，学校大门紧闭。他拼命用脚踢门，门卫是一个乡下小伙，睡眼惺忪，一手提着裤头，一手提着警棍出来。他刚想发火，张旦把手伸进钢铁的栅栏门，向他丢过一包三五牌香烟，门卫的身手不错，一把在空中抓过，一言不发开了门锁。带铁链的大锁发出阴冷的声响，让人听了怀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
分手时，我忽然问他：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对待女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的嘴唇嗡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一扬手给了我一记耳光，随后长长的腿跨上自行车，从容不迫地走了。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泪水夺眶而出，心里却升腾起一种异样的情感。我问自己：这就是初恋？这就是爱？
年轻的门卫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大门在我身后哐当一声合上。
星期五晚上我回家，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刚骑车进了巷道，就被人拉下车来。那人手持一柄匕首，挟持着我推车跟他往一条分巷走。他低沉地喝道：你敢出声，我一刀捅死你！这只在影视上见过的事让我亲身经历，我紧张得要命。那人戴着一顶帽子，帽沿垂得很低，加上黑夜，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和闻到他浓烈的酒气和汗臭。后来，我们到了张旦家堆骨头的地方，他要我脱下身上的衣服。这时我才明白他要干什么。但在这我熟悉不过的地方，我平静下来了，佯装弯腰脱鞋，从地上摸到一截长长的猪的腿骨，直起身后猛地一下打掉他手中的匕首，他猝不及防，接着我不假思索当头给了他一骨头。见他捂着头倒地，我推车狂奔向熟悉的巷道，一身的冷汗。当夜我没有吭声，第二天听人说，有一个刚到这里的打工仔不知为什么，昨夜被人把头打破了，被人发现后送医院急救。我找到张旦，把昨夜的事向他说了，他说，小莲，在这里，什么事都会发生，你要好好保重自己。他带我走遍兴城大大小小的医院，但没有见到一个头上重伤的。他悻悻地从口袋里掏出半截奔头扔了。此后每周回去，总见张旦在巷口等我。我多么希望天天晚上回家。那段日子，我发现我是多么依恋他。
多年来，兴城是一个县级市，这些年来，一直多方努力着申报为地级市。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人口要达到多少。于是，市里出台一个政策，凡在兴城市有住房的或已经居住十年以上的人，一律视为这个城市的居民，只是不能享受真正
市民的待遇，如就学务工等，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读高三的时候我18岁，有了选民权，这天，被居委会通知到张旦家堆骨头的大草场上参加新一届居委会班子选举大会。随后几天，我和几位家住这里的高中生被要求向学校请了假，抽调到居委会写选民公报，此前几天，由原居委会刘主任— 一位30左右的矮个男人自掏腰包，请全居委会的50多位选民代表一连下了三天的馆子，不想票数一公布，他得到的票最少。新班子上任后，一查帐，查出他贪污公款120多万元，不久便法办了。
梧桐巷居委会辖5个小区12000多人口，这里的集体财产有公用房出租租金，外来人口管理费，最多的是前些年国家建设占用土地补偿金。每一届选举，竞争都十分激烈。家族势力、财大气粗的老板、亲朋中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的等各色人，都要角逐一番，有时还会发生打斗事件。有时要多轮选举才能产生新班子。选举前，有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一时被当成香饽饽，多撮人到我们家中游走拉选票，许诺某某当选后将给外来户如何如何的好处。
这天晚上，妈妈又在小院里整理她白天的收获，我在小屋灯下埋头做着这几天拉下的功课。忽然听到妈妈爆发出剧烈的咳嗽，我放下手中的笔走去，见她满嘴是血，惊问她怎么了。妈妈从衣袋里掏出纸轻轻把嘴唇上的血擦了，漫不经心地说，这几天绿菜吃得少，心火太旺，吃几粒清火的药就没事了。我们正说着，小院的木门被拍得山响。我开门，是我们社区的小组长，他的身后跟着上百人。他说小组有紧急活动，要我们放下手中的活，跟他们立即行动。见我们迟疑不决，他发火了：不服从明天你们就从梧桐巷滚蛋！这时，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从跟随他的人群中看到了张生父子和他家全部的帮工，他们人人手中都提着一根木棍。张旦示意我们跟小组长走。我们一出门，马上有人递给我和妈妈一人一根又粗又长的锄把。队伍很快走到张旦家堆骨头的地方，只见那里挤满了人，在高声喊叫着什么。直到这时，我还不大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张生父子俩和他家的帮工走近我们，张旦对着我的耳朵说：为选举就要发生一场大械斗，要注意不要让人打伤。我紧张得一把拉住他。几分钟后，我们听到前面发生了剧烈的骚动，棍棒声响成一片。就在我们被后面的人流挟裹不由自主大步向前时，从围墙外传来刺耳的警笛，骚乱的人群顿时安定下来。警察的及时到来制止了这场因为选举，极可能流血事件的发生。而我的妈妈许是受了惊吓，回到家里，脸色还失血般的苍白。
张旦的同学过生日，他把我带到一个歌舞厅，那夜四男四女，喝了一箱啤酒。那三个女孩醉得当场就将上衣脱个精光，和三个男孩抱成一团。我以为舞厅老板会出面制止，但他视而不见，一脸漠然地不断给我们加酒。后来，他们走进昏暗的包房。不一会就传来他们放肆的呻吟。张旦也红着眼，满口脏话把烂醉如泥的我抱进他们邻近的包箱。他忘情地亲吻我，揉搓我，我青春的血也燃烧起来不能自持，就在快感像潮水即将把我淹没、张生也急切地要突破我最后那道防线时，
我不知哪里来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我制住了他，我说，张旦，你要知道，我是一个捡垃圾的女人的女儿，除了这，我就什么也没有了。妈妈知道我们这样，会活不下去的。接着我默默地哭了。狂乱中的张旦镇静下来，一言不发为我穿好衣服，打的送我回校。路灯下，他英俊的脸是铁青色的。
和梧桐巷大多女孩子一样，我也是那种拿得起放的下的人。回到宿舍不久，我把当晚的事在头脑里草草过了一下，就睡着了。
张旦没再找过我。我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从高三下学期开始，小考、小考、小考，大考……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当许多同学被考试折磨得要死要活、苦不堪言时，我却愈战愈勇，时时处于亢奋中。我知道，12年的苦读生涯，在此就要作一个小结，而这关乎着我－－一个捡垃圾的女人的女儿一生的命运。高考一役，我输不起。因而，除了回家向她要生活费，我很少回家，妈妈对我的学习很少过问，妈妈知道女儿的决心。
我变压力为动力，更加忘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头扎进书山题海，以致有时分不清是白天黑夜，有几天甚至忘了洗漱。离高考一个星期，我把所有的课本提到离校门不远的废品收购店，换得近6元钱，我这笔钱好好吃了一顿，随后我跑到宿舍，一连睡了两天两夜。
高考到了。三天的科目的试题我答得游刃有余。当考完最后一科时，在如期响起的闹钟声中，我把手中的用了快五年的假派克笔随手往窗外一扔，外校来监考的一位年轻老师狐疑地走出去捡拾起，仔细地检查了一番，见没有什么异常，他友笑地问：它坏了？考不好明年再考嘛。我也冲他一笑，回答：你看过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吗？据说他在写下这部巨著的最后一个字时，就用了我刚才这样的动作：把他手中的圆珠笔扔了。他灿烂地笑了，说你真有意思，祝贺你。他握着那支假派克：我留着作个纪念吧。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张小莲。我回答。
我走到学校门口，在无数等候的考生家长中，我惊喜地看到了我的妈妈，她一把抱住我，抱得那弱紧，以致我一时都难以呼吸。我说，妈妈，我们成功了。她的泪水一下流了下来。这时我才发现，妈妈是那样瘦弱。原来的衣服现在就宽变大了，路上，我说，妈，你是不是生病了。你要上医院看看，你的脸色真黄。妈妈迟疑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我本身就是黄种人啊。我说她比以前瘦多了，她说，怪头发好久没剪，太长了，使她看上去显瘦。
后来，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而张旦落榜了，开了一家专营卤肉的饭店，是他那个作家朋友出的点子。他说行行出状元。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不知为什么，我注意到妈妈的脸不经意就会露出为我所陌生的苦楚，我还发现她背着我流泪。后来录取通知书如期而来，我们母女沉浸在喜悦中。这天深夜，睡梦中的我被母亲的呻吟声惊醒了，连忙拉灯，一看，妈妈浑身是汗，一张脸扭曲的变了样。我大惊，说马上送她上医院。她一把攥住我的手，她的手
像冰一样冷。她嘴唇蠕动了好一会，才吐出：不！我挣脱她的手，外衣也不及穿，跑去叫醒张旦。很快，张旦父子及阿达用三轮车把妈妈送进医院。这时妈妈已经不省人事。医院要预交住院费，张生似有准备，拿出一万元交了。张旦把他的外衣脱下披在我身上，陪着我一夜守护着。第二天下午，化验结果出来了，是晚期肝癌，病人死亡是早晚的事。主治医生自言自语：这么重的病还能活着，简直是个奇迹。第三天，妈妈终于醒来。一看见我，泪水顿时涌满眼眶，她艰难地说：我可怜的小莲，妈不行了。你一定要上大学。存折在白奶奶那里，有一万多元……妈妈不在了……你父亲靠不上。妈知道自己带重病后，去找过他。他结了婚，还是赌博……妈妈的眼泪流得更快了。不知什么时候，张旦站在我身后，我妈妈的话他都听到了。他泪流满面，上前紧紧抓住我妈妈的手，哽咽着说，阿姨，你放心，有我们在，小莲一定能上大学……妈妈却拼尽全力大叫：不！小莲。妈妈显然还想说什么，但已经力不从心了。张旦显然已经意会到了什么，他痛苦地摇头。
妈妈最后微弱地叫唤了一声：我的小莲！我记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着两眼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白奶奶和我一起整理妈妈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幅妈妈的裸体画。见我惊疑的神情，白奶奶抹着泪说，小莲，你妈妈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女人。你不知道，这几年来，捡垃圾的人比垃圾桶还多，你妈妈一天早出晚归，可一天比一天收入少，有时一天捡的东西还不值一元钱，为了省钱，她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前年的一天，她正在埋头掏垃圾桶，被一个疯子从后面拦腰抱住了，把她的衣服都撕破了，浑身被抓得到处是血印子。她好不容易才摆脱他。第二天一早，她又去了，才出巷道口，又被那疯子抱住又咬又啃，你妈妈当时吓瘫在地。要不是张生路过上前拼命拉开疯子，不知会发生什么事。你妈妈几天不敢在去那里。她到郊区的菜园里向菜农买了菜，挑到菜市场卖，但一天不到晚，一些地痞找茬折断她才买的秤，踩烂了她的箩筐。回来后，她哭啊哭，一夜没合眼。她只得再去淘垃圾，但还没走近，在附近浪荡的疯子又傻笑着向她扑来。后来，一个作家介绍她去为几个画家当什么模特，也就是光着身子让人家画画，说画一天给她100元。我知道了劝她不要去，可她说，为了你，她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她的小莲成为一个城里人。后来她回了趟老家，几天后丢魂失魄回来了。问她，她什么也不说。她还说，她活不了几天了。当时我以为她是急昏头了，不想……她早就知道自己有病了。一个月前，她交给我一个存折，说上面的钱远远不够你读完大学，她对不起你。这些，她嘱咐我千万不要告诉你。我扑在妈妈的画上大哭起来。
半个月后，踏着梧桐巷梧桐树洒下的第一批落叶，张旦送我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他家送给我一万元要我交学费，并表示无偿供我读完四年大学。对张旦一
家对我的关爱，我没说什么。我们的手臂上戴着黑袖章。我紧紧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要母亲陪着我—一她的女儿小莲。
只是张旦现在还不会知道：一个月以后，他家会收到我请白奶奶转还的一万元钱和一封感谢信。我知道这样做是很无情的，但我永远要记住妈妈临终前的嘱托：小莲，你要做个城里人，你的孩子也要做个城里人。
